全国人大代表“十戒”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已近五年，届满交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能给下届代表留下些什么东西呢，总结五年来履职情况，将我感受最深的东西写出来，提炼出关于加强代表自律的“十戒”，并作为全国人大建议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来，仅供下届新代表参考。

一戒，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法律文件，不懂得我国人大制度的内涵，不了解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讲外行话，做外行事。

二戒，缺乏使命感、责任感，不作为、不履职。把代表职务当作自己因努力工作而换得的社会荣誉和政治待遇，以本职工作业绩代替人大履职。

三戒，缺乏全局观念，以代表身份为本部门、本单位谋利益、提建议。

四戒，将社会上的官本位制及等级观念带到人大中来，以行政职务划分代表等级。官员代表自以为地位特殊，不屑履职；基层代表自以为人微言轻，不敢大胆履职。

五戒，不了解情况，不阅读文案，人云亦云轻率附议联署议案和建议。

六戒，人大会议上发言不反映社情民意，不阐述政治观点，仅讲“大好形势”，为本单位、本地区评功摆好，做广告、树业绩，讲虚话、官话和套话，将社会上、官场上的陋习带到人大中来。

七戒，闭会期间以工作忙为由，不调查研究，不理民声、民情、民怨。

八戒，对信访个案不调查落实，直接转送、转报；只听单方意见而干预司法案件。

九戒，向来访求助的当事人轻易表态，拍胸脯、打保票。

十诫，畏官、畏权、畏势，明哲保身，不敢直言、直谏，为国建言、为众呼吁、为民请命。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全杰

于全国人大代表经验交流会

2007-5-29 深圳

备注：该文已于2008年1月16日作为人大代表建议发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全国人大代表吁请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辞职

    近来，山西“黑砖窑事件”震惊全国。上千名被骗来、被抓来的农民工，包括儿童、智障人员被强迫劳动、肆意折磨，致使他们遍体鳞伤，有的甚至在奄奄一息时被活活埋掉。当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时，人们仿佛看到在我们这个民主法制逐渐健全的国度，又上演了一幕“奴隶社会”和“战俘营”的悲惨场景——千千万万网民泪洒荧屏，千千万万读者义愤填膺，千千万万国人口诛笔伐，素以忍耐著称的中国民众被激怒了，山西“黑砖窑”，已为千夫所指，万民所怨。

    在这全国上下一片震惊和愤慨之中，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向国务院做了检查，向受害者表示了道歉，向山西人民进行了检讨。但是，处在漩涡中心的、直接主管全省劳动用工的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官员却出奇的冷静，竟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此承担责任，没有一个人向人民道歉，有的只是劳动监察部门和公安部门“果敢出击”的报道。人们不禁要问：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难道就没有劳动主管部门的责任？难道这是偶发事件？是地震、海啸、雪崩、滑坡之类的不可抗力？

让我们随便看一点实事吧。从时间上，此次事件并非短期存在的违法行为，实际上黑砖窑存在长达十年之久；在空间上，“包身工”遍及该省临汾、运城、晋州等多个地区，而非一地之偶然；从信息上，早在2006年5月《山西晚报》、《山西青年报》就有多次报道。在这么久远和宏大的时空里，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到底做了些什么？失察？渎职？不作为？问题不仅仅是这些，实际上他们“极度明察”和“努力作为”。其下属在充分利用权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与黑窑主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助纣为虐，为他们提供政府的“保护伞” 。例如一个被解救出来的劳工竟被当地劳动监察官员介绍到另一个黑砖窑，从中牟利300元。6月21日永济市劳动局两位官员被收审就是确证。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到底应该在事件中负什么责任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面对如此惨重的事件，如此沸腾的民愤，如此直接的责任，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最高长官该怎么办？还能面不发红心不跳，泰然自若地去领导全省的劳工解救工作吗？在一个民主法制健全的国家里，如此官员最直接、最基本的反应必然是立即“引咎辞职”。这对国家和民众来说，这是一种重民意、负责任的表现，对个人来说这是一种知耻而退的明智之举。不辞职难以慰藉被折磨和活埋致死的童工的亡灵，不辞职不能平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沸腾的民怨，不辞职不能宣示政府公职和履行公务的严肃性。国家《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明确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引咎辞职，是法制社会的一大进步。失职官员唯有履行引咎辞职，严惩直接责任者，方可取信于民，并能提升官员的自律性和责任感。

    但是，事实是无情的，我们没有看到厅长引咎辞职以及与此相伴的向全省、全国沉痛检讨和谢罪，而是若无其事地投入了解救劳工的领导工作。作为关心黑砖窑事件的共产党员和人大代表的笔者，只能为此举叹息，为厅长着急。难道官位、官权就那么要紧——重如泰山；难道民意、民愤就那么轻弱——轻如鸿毛？

    也许厅长觉得自己一没违反党纪，二未触犯刑律，三未开砖窑奴役童工，再说上级党委也未要求本人辞职，为什么要把多年努力得来的官位让出去呢？实际上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里引咎辞职的官员往往不是过失的直接责任人，而是替自己担负的职务和主管的部门承担道义责任。如1994年汉江大桥坍塌韩国总理引咎辞职，而该总理既不是大桥的设计者也不是该项目的批准者，该桥乃是上一任总理任期内的完成的工程，但他还是引咎辞职了，他要为总理这个神圣的职务承担道义责任，他要以此来向人民道歉。

    因此我们说在重大的过失面前引咎辞职远不是对责任者的惩罚，也不是忍痛牺牲、舍身为国的壮烈之举，而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常规政治行为，是官员尊重职务、敬畏民意、主动接受公民监督的诚恳态度的体现，也是人类有羞耻感的本能的条件反射。照此说来，那些以“厚黑学”的原则和“千斤顶”魄力，顶住全国舆论的谴责，顽强地赖在官位上的“责任主官”不但不敬畏民意，连羞耻感也缺位了。

    最后，我再次郑重呼吁在黑砖窑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应面对全国的民怨，勇于承担责任，审时度势，顺从民意，坚决引咎辞职。以实际行动表歉意、正吏风、谢国民。

                              全国人大代表  王全杰 （代表证号1216）

        笔者的一篇博客文章“我考研分数第一，我却落了榜”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热议，仅新华网和新浪网博客和评论访问量达24万多次，评论达6000 多条，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权威媒体也相继发出相关报道和评论。一个普通女生的考研遭遇竟引起如此多人的关注，一定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作为局中人只能“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高潮之中静下心来探讨一下其根由。不难觉察到引起波澜的源头是人民群众对考研复试公正公平的忧虑。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研究生录取主要有两道关口，一是全国统考，一是招生单位复试。其复试环节包括专业课笔试、英语面试、综合面试、实验能力测试、身体检查等项目。

   
    研究生全国统考是纯粹的客观打分，四门功课从进考场到网上公布分数全部程序都有严格的规范和制度，丁是丁，卯是卯，掺不得假，弄不得虚。尽管这种考分难以全面反映考生的能力，但由于它客观规范，量化性强，藏不得猫腻，考生对它信任有加，群众也很少对它的公平性提出质疑。但考研复试则不然，尽管它具有有利于全面考察学生能力、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观察等明显优势，但由于其以主观评价为主，过多的依赖于操作者个人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良心，在当今的社会世风下引起人们过多的怀疑。笔者本人就是一个操作者（面试导师）又是一个怀疑者。我怀疑在打招呼，自我推介，登门拜访的情况下，我还能不能排除干扰，心如止水，“坐怀不乱”；怀疑即使我能达到圣贤地步，但我的好恶，我的偏见，我的性格能否给考生一个公平的评价，尤其是让我排出名次的时候。

       
    当前的研究生复试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以至于激起考生和民众如此的不满呢？通过所见所闻和媒体的报道，归纳其主要问题可能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则缺乏公示。某些单位在复试前并不出“安民告示”告知考生每个复试环节各占多少分数，复试分数占总分比例多少，是一票否决制还是积分制，致使考生心中无数，在懵懵懂懂中进行复试。例如由某单位招研，进行动手能力测试，试前和试后均未告知要写实验报告，一周后才说未交实验报告，后来了解到连监考人也不知道有交实验报告的要求。

    二、复试各科目报分滞后或录取结果不及时告知。大部分招生单位在复试过程中，每进行一个科目，会即时将结果告知考生，录取不录取也能在二三天内通知。但有少数单位则采取秘不告人的策略，复试过程中各环节成绩和名次均严格保密，甚至最终也不告知考生。例如某研究所一个专业只有两人参加复试。当天就可将卷纸成绩和面试评价汇总完，但该所七天后才告知考生是否录取。迟报或不报各环节分数和名次，晚告知录取结果，无疑剥夺了考生的知情权，增加了单位内部调整和周旋的机会。其后果是失去了考生对复试的信任。

    三、程序不规范。面试时什么条件能当考官？考官几人？是单数还是双数，一个单位内没有明确的规定，谁是主问谁是辅问，谁问专业，谁问个人情况，分工不明，实验能力测试只是随便指派一个人看一看，随意性很大。

    四、出题不规范。对于不同考生面试问题难度差别很大，对于本校考生或重点学校考生面试问题很简单，象征性的提个问题、走个过场，有的甚至不提问题只说“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就算过关了。有的导师所提问题根本没有固定答案，如提问“化学反应分几种类型”这就和问中国人分几种类型一样难以回答。另外面试时间差别很大，有的20分钟，有的仅4、5分钟。

    五、打分不规范。面试和实验能力测试预先不分等级，没有尺度，失误多少，扣多少分，没有任何标准规定，有时仅凭一个类似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或一个动作错误即被定为应变能力差、专业知识差、动手能力差等，考生多有不服。

    六、面试缺乏回避制度，很多院校都由考生的任课老师，班主任，毕业论文导师作为考官面试录取学生的情况，那么对同时参加面试的外校学生就缺乏说服力。

    七、缺乏投诉、复议程序或不公布投诉、复议途径。考生有疑问、有异议无处查问，只能忍气吞声，吃哑巴亏。有的考生被淘汰，只是电话告知，“你实验能力不合格，不能录取”，考生再追问怎么不合格？对方说“不能告诉你详情”就扣下了电话。

    八、缺乏组织监督。对整个出题、复试、评分过程，无有监督、检查，有些单位将一切权力下放到教研室，任由操作人员凭着良心去做为。由于监管不到位，造成许多单位人情、关系泛滥，暗箱操作成风。个别院校或院系有教师复试前办小型学习班、开小灶，由参与出题人员或复试考官对本校考生或关系考生进行群体辅导和个别交待，漏题、交底就见怪不怪了。

    九、将考生按出身不同，分成三、六、九等。同样的统考成绩，同样的复试分数，重点院校或知名院校优先录取，甚至非重点院校考生在成绩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也被莫名其妙地淘汰。有些单位肆口贬低学校和考生，将非重点院校和其学生概之以考研基地、考研专业户，失去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剥夺了非重点院校同等分数、同等能力考生的读研权利。

    十、对参与招研和复试的工作人员和导师缺乏教育培训和组织规范，未进行政策交底，未明确交待权利、责任、规范和纪律。考生向工作人员提出问题，一问三不知；有些导师稀里糊涂赶到考场，问一些不沾边的问题，有的监考老师竟不知道收哪几份卷子，考生敢怒不敢言。

    出现以上问题的社会根源在于政府监督的缺位；内部原因在于，招研单位把研究生复试当成自己的家务事，认为只要统考上了线，录取不录取在于我，录取谁都一样，忽视了教育的公正和公平，忽视了对社会负责和对考生的负责。同时，部分单位缺乏平等观念和对考生权益尊重的意识，更没有以学生为本的观念，也是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之一。

    以上问题的存在，严重地破坏了国家教育考研录取的公正性，损害了研究生制度的权威性，在许多地方和人群中，一提考研复试，无不摇头叹息，无可奈何。难道考研复试就是一块禁地，不能进行质疑，探讨改革吗？

    我记得刚刚恢复研究生招生时，每个招生单位都将招研看作非常神圣的事情。老教授、老导师个个诚惶诚恐地对待自己的导师权力，小心翼翼地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很少见人情关系和暗箱操作。过了二十五年，社会发展了，教育水平提高了，而我们的招研的社会公信力反而降低了，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同样是考试，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反而提高了，人们赞扬说“高考是当今社会的一块净土”。笔者认为除了考研复试本身具有主观属性外，缺乏监督是其失去公信的主要原因。

    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政治走向民主进步的今天，考研复试已成为实现教育公平的最后堡垒。政府应该倾听考生和民众的呼声，正视考研复试中存在的问题，认真探讨考研制度的改革，加强对考研复试的监督，切实维护考生权益，使复试走向规范、公平、公开、透明，逐步恢复其在百姓心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2007年4月6日，正当我的学生郭肖霞沉浸在考研成功、复试顺利的喜悦中时，一个意外的电话令她措手不及。电话是中国船舶重工业总公司洛阳725研究所打过来的。有关负责人在电话中称郭因面试不合格未被该所录取。此前，复试现场中没有任何人告知发现问题，复试结束后也未告知成绩欠佳（许多大学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说情、做手脚，都尽可能早地将成绩告知本人）郭肖霞以为已顺利通过考核。

来自河南省国家级贫困县的郭肖霞是山东烟台大学高分子专业的一名学生。她家境贫寒，幼年丧母，但苦难的环境反而使她坚强执着、勤奋好学。大学四年来她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本专业“优秀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的获得者。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研究生统考中，她以392的高分名列本专业榜首，在她所报考的洛阳725研究所所有考生中她以超过第二名12.5的分数遥遥领先，位居第一。

一向优异成绩的郭肖霞为什么非要报考该研究所？今年的全国一类地区分数线是290分，即使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392也属胜算八分（今年北大的复试分数线是310，清华325）。对于这个问题，郭肖霞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父亲又年迈多病，而研究所是免学费并提供生活费的，加之该所离家较近。经过权衡后，还是舍弃了名牌大学，毅然报考了仅仅从网上查到有学费、生活费优惠的725研究所，并于三月末从烟台赶到洛阳参加复试。凭着扎实的基础，复试通过得很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难点，没有人对她的复试作出负面的评价。自以为尘埃落定的郭万万没有想到最后等到的竟然是这么一个拒绝电话！

我本人也是多次参加与研究生面试的导师，按常理来说，在一般的大学很少有将考试第一名打下的，除非确实发现有作弊现象，如果轻易淘汰第一名，将来哪个考生还敢报这个大学？人所共知全国统考的成绩虽不能反映学生的全部，但却是硬成绩，考官搀不得一点主观因素，而复试面试则是以本校出题、现场出题和现场应对为主，对考生的评价也是以主观评价为主，可藏猫腻较多，比如音乐、舞蹈等艺术类的面试或才艺大赛。因此，只听说过给面试考官送礼的，没有听说给统考监考官送礼的。正因为如此，在大部分学校均将统考作为主要录取依据，除非在统考成绩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才通过面试来淘汰分数较高者。即便如此，也很少将第一名打下的，更何况这个第一名，整整高出第二名12.5分。

当然，统考成绩好，并不能说明能力就高。高分低能者大有人在。但是，通过一次不到两小时主观面试（包括实验技能测试）就能确定高分者一定低能而低分者一定高能么？725所到底凭什么手段来判断遥居第一名的郭确属低能者呢？有什么充分理由来否定她硬梆梆的第一名成绩呢？

郭肖霞以高分而落榜，不能不让我心生疑窦。725所在郭肖霞身上有什么意外发现，竟逼得他们出此狠手，不顾大众舆论和社会影响，悍然将高出分数线102分，高出本所第二名12.5分的第一名打下？此事传开，将来还有哪个学生会仗着自己优异成绩来报考该所？这不是自毁前程么？

当然，725所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可能有一些难以解脱的困扰和难以处理的问题，但比起声誉，比起大局，比起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考生的命运来说，孰重孰轻？

听说班级第一名被招研单位刷下来了，全班同学像炸了锅一样，个个义愤填膺，叹声、骂声、不平声交织在一起，任我这个全国人大代表怎么解释都平息不了，我更忧虑的是这件事伤害的不仅仅是郭肖霞，而是伤害了这些天真无邪青年学子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信心！

我为郭肖霞惋惜，我为郭肖霞不平，我为郭肖霞长哭！我亲爱的学生，假如你家庭不贫困，假如你父亲有能耐，假如你脑子灵活在复试前稍微活动活动，或许结果不会出现今天的这种局面。

在科技和教育界，我是对当前的高考制度和学生评价体系质疑最多的人，唯分数论、高分低能是我整天挂在嘴边批判的。亲历郭肖霞事件给我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使我沉痛地自我反思。考试成绩的确是不能反映学生的全部，但它不参杂主观因素。在物欲横行、浮躁浅薄、诚信缺失的社会状态下，有什么办法能避开人情面子真实公正地反映出考生的成绩呢？我们只能选择不能全面反映考生能力的考试，――在分数面前再没有官员和平民之分，再没有富裕和贫穷之分，再没有诚实和奸猾之分，郭肖霞们的命运或许会更好一些。

　　新京报讯“你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官员，你的个人财产就应当向社会公布，接受人民的监督。”昨日，山东团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向大会提交议案，呼吁建立政府领导干部个人资产公布制度。

　　山东民营科技促进会副会长王全杰代表说，政 府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状况，是世界大部分国家成功实行多年的政治制度。“世界各国经验证明，申报和公布个人财产对于建立阳光政府p防止贪污受贿p遏制社会腐败是一种最有效的机制，我国经验也证明，人民监督是对官员腐败的有效监督形式。”

　　王全杰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计划经济，当时公民收入途径单一，社会各阶层个人资产差别不大。

　　当时没必要建立党政领导干部的私人财产公布制度。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收入多元化，近年来，各个级别的党政领导干部贪污p受贿p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党政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和政府公信力。“为此，应该尽快建立领导干部个人资产公布制度，还信于民。”

　　“由于我国在干部收入透明化方面存在很大阻力，实行财产公布制度必然触动许多既得利益。”王全杰代表为此设计，先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首先应该规定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应该在每年年初或年终公布个人财产，欲任县以上领导职务的候选人在参选前必须公布个人财产。”

　　王全杰建议，领导干部公布财产时，还应包括自己的父母，配偶和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的所有有价资产，并包括其海外资产。此外，应建立与之相应的审查体制，定期向社会公布审查结果，接受群众的监督。

　　官方回应

　　中纪委将及时调研相关议案

　　中纪委新闻处相关工作人员指出，代表建议非短期内能办到

　　针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官员财产申报的建议，中纪委新闻处相关工作人员指出，代表的意见、议案很好，这也不是第一次提，这两年都陆续有人关注，虽然具体内容可能不同。

　　但他认为，真正要实现代表所说，牵涉面很广，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不是短期内就能办到的。他介绍，纪检监察部门已经出台的一些通知也涉及对官员财产的规范问题，但详细的操作规范并未出台。他称，若相关议案转交到中纪委后，有关部门会及时调研，及时办理。

　　对话代表

　　公布财产也是保护官员

　　王全杰代表称：向社会公布财产，可以还官员以清白

　　人大代表王全杰昨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昨天，提交建立政府官员财产公布制度的代表王全杰在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公布财产对官员也是一种保护。

　　新京报：您是怎么想到提这个议案？

　　王全杰（以下简称王）：政府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状况是世界大部分国家成功实行多年的政治制度。我国香港p澳门及台湾的行政官员及其竞选人也都向社会公布个人的财产状况。政府的官员就应该接受群众的监督，公布财产就是一个很好的监督形式。

　　新京报：你提出这个建议，主要出于什么考虑？

　　王：当前的腐败形势很严峻，许多党政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聚敛财产。因此恢复人民对领导干部的信任，是目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所以我建议尽快建立领导干部个人资产公布制度。

　　新京报：做官的为什么愿意签名？

　　王：通过向社会公布财产，可以还官员以清白。现在贪官多了，老百姓对官员的清廉产生了很深的质疑。因此很多官员其实是愿意实施这样一个制度的。

　　新京报：是什么事情促使您想到要提这个议案？

　　王：1999年，烟台有一个干部叫矫智仁，原来在县里当县委书记，干了两年提拔当了烟台的副市长，后又被提到省供销社主任，成了正厅级。因为一个偶然事件，有人举报，被审查发现贪污了好几百万，一次就拿了人家17斤黄金。这件事给了我一个触动，让我想到建立及时让干部向社会公布自己财产的制度。

　　新京报：您觉得官员公布财产对官员有什么意义？

　　王：干部在升迁之前，如果能公布财产，就会提前避免一个腐败分子还被提拔，这样对于干部本人来说，也是个保护。否则他的财产可以无限扩张，永远是个黑洞。

　　各方观点

　　官员隐私权也应受保护

　　北京团代表、丰台区副区长闫傲霜：我认为官员财产不应该公布，官员也享有隐私权。官员财产有许多来源，其中包括继承遗产等等涉及个人隐私的，而且中国官员并非终身制，把官员所有财产一律公布太笼统了。

　　对于“公布官员财产有利于监督”的观点，我认为是有失偏颇。实行财产公布制度数据假如还是由个人提供，那么这也是依靠个人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对部分贪污腐败的人员毫无用处。

　　公布制操作条件不成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这个建议着眼于建立社会监督机制，也有利于加强廉政建设，但现阶段可操作性还不够成熟。

　　实际上政府已经建立了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收入申报制度，目前主要是内部申报，但这已经是体现了一种进步。如果要像代表建议那样，向社会公布领导干部本人和亲属的财产等，还缺乏相关法规的支持，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官员收入应对群众透明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专家毛寿龙：这是公务员制度上的进步。具体操作，可由纪委或者人大来负责。

　　现在有一种观点称，如果实行了财产公开，一些官员的灰色收入天下大白后，将会受处理。那么，这些官员是不会主动公开收入的，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首先这是把官员假设成了不廉洁的人，这部分人终究是少数，不代表大多数官员。再者，如果有非法收入的官员对非法收入进行隐瞒，一旦他把收入公开后，大家感觉实际情况不符，可以进行举报，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一切都在公开透明之下。（完）（来源：新京报 记者 廖卫华 申剑丽 赖颢宁 张剑锋 刘英才）